故事与作为葡属殖民地的中国宁波和澳门相关。开篇序章讲述了殖民地总督败退宁波，南下澳门，这一段文风轻灵飘逸，异常精彩，毫无所谓历史小说的沉滞肃穆之感。

故事的主角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葡萄牙人，相隔几百年之后，藉著幻觉在澳门经历了一场平淡的命运交错。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并不奇罕，然而文本的杰出之处在于，这种天生适于满足猎奇心态的故事结构被有意淡化了，两条线索的交错如微风拂面，似有还无，平淡而虚幻。

读《禁地》，不大可能不会联想到让克里斯托夫吕芬的另一部写殖民地开拓史的著作《红色巴西》。后者曾经获得过龚古尔奖。两本书的共同之处是对于殖民地开拓者身份及经历的去神圣化倾向：粗野、偏执、身份不端、郁郁不得志是所谓先驱们的标准套装；每个人的自我怀疑、自我证明冲动，以及宗教在其中的复杂角色则是殖民地开拓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这些，显然是泛欧洲的气质趋同。

然而，两者的区别比共性更明显。《禁地》是一本薄薄的橙色小册子；《红色巴西》则是厚厚的一大本。这种物理质料上的区别完全揭示出了两者迥异的风格：《禁地》轻灵、飘逸，具有一种如作者斯劳尔霍夫所言“持久的恍惚状态”，这在读者看来会将现实主义的观念乔装打扮成神秘的传说，文本富于抒情性而更近于诗歌；《红色巴西》厚重、浓烈，丰富到令人绝望的细节和敏感思辨扑面劲吹。

对于《红色巴西》，我可以轻易分辨出绝大多数的特征都是法国一脉相承的风格源流；对于个人更为偏爱的《禁地》，我却由于对荷兰缺乏了解而只能空洞地付出一声赞叹。显然我应该读更多荷兰人的作品；同时，我也隐秘地无端相信，在不可避免的民族性之外，斯劳尔霍夫独特的才华同样为这本书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音染严重
——其中道理过于深刻。
一个希腊人奔跑致死
另外一个为每飞秒
唱小挽歌：总体上
他们酷爱悲剧。这些人

持续地，和世界
生离死别。大河善变
在黑夜、看不见的地方
和某希腊人眼前
它们在哲理上变化
在声势上不静止

......
大河流过八月和一只鸟儿
我踏祥云。大河持续湮灭
再生。八月作为流域
肌肉以为滩涂。秋鸟振翅
一朵烟花垂落下来

2008.08.28-29

正午阳光妖艳
和尚在猩红廊柱底下打盹
戒袍柔软
疤瘌师兄慢慢走过
踩到一点衣襟

扁鹊看见齐桓公，三说有疾，桓公不信。扁鹊再见辄逃，之后没几天，齐桓公就挂了。

对这个简单的故事，有两种角度的评论：桓公说扁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除了说您老有病，不治将恐深这种替天发言之外，倒是没有什么评论，从这点上看，扁鹊至少在涵养上胜了桓侯一筹。另一个角度的叙述是讳疾忌医，出处颇蹊跷，这个一会再说。

一眼就看明白啦，患者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自己医术高明；医生则说患者有病而不自知，害怕得病就说医生乌鸦嘴，乱说话——这是在吵架。

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角色政治问题：对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吵架向来有害无益，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大家对客观问题的理解分歧变成对方的人格问题——上升到人格攻击，它就是政治啦。角色政治形式多样，但究其核心，则往往是专业两个字在中间作怪。所谓专业，就是个黑匣子，它对外行略去过程，直接输出结果，很酷，很高深。但这只是专业人士单方面的叙述，不构成沟通。等涉及叙述对象的时候，这件事就可能出问题，特别是，如果它输出的结果是“根据专业理论显示，您有大问题，需要付钱给我才能解决”的时候。

倘若持有黑匣子的专业人士道德可靠，或听结果的人乐于信赖对方，这自然也没有问题；但倘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不具备，专业这件事在现象上就变成了“甲拿乙不懂的事情来忽悠乙”，是诈骗了。蔡桓公身处乱世，身边有的是骗吃骗喝的所谓门客和苏秦张仪之流的游说之士，是被唬大的，看谁都像骗子；他自己又是一方枭雄，每天都承受着国破家亡的风险做决策，缺什么也不缺胆子。所以自然不会在查无实据（毫无症状）的情况下信任你的所谓专业论断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蔡桓公没有错，要是相信扁鹊他就不是蔡桓公，而是一个娇生惯养生性怯懦的小纨绔崽子；扁鹊也没有错，因为讳疾忌医这四字总结根本就不是他说的。

医术是专业一种。可是专业黑匣子导致的角色政治问题确是个大到不得了的问题，只要有所谓专业存在，它作为问题就无所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和蔡桓公的时代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人心不古的乱世，街上、厕所里和电视里爬满了蟑螂一样的骗子。这这种乱世里，最初级和最容易学会的的骗术就是一句我是专业人士，你什么都不懂，花钱消灾就对了。盲目相信所谓专业的人们早已破产，改行上街去卖如来神掌去了。因此普遍的信任不可能建立。角色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外是个大问题。

理解了原理，就容易明白，在我们的时代科普读物和打假斗士必然流行。

再说回讳疾忌医的出处。

最早写扁鹊见蔡桓公的人是法家的韩非。韩非子不是史书，而是论文集。它不重记实，要在论理。这个故事在这里大概是防微杜渐的寓言，要点不在桓侯，也不在扁鹊，而在为防微杜渐的基本观念起兴明理。他借用扁鹊的医神身份是为了证明确有这么一种病，从腠理到肠胃的过程令人无从察觉，但又可致命，以说明飓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又借用桓侯这么个一代霸主来佐证，疏于防微杜渐之事非止村野匹夫所独过，英明人主亦不能免。然后，你知道啦，他就可以给君主们写制度建设方案博取功名富贵和万古流芳了。

然后是司马迁。他是扁鹊的大粉丝，因此在《扁鹊仓公列传》里照搬了韩非的这个故事，用以佐证扁鹊医术通神，望微知著。既然是用以说明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很专业的资料，那必然就是确乎发生过的信史啦，但这就弄错了要点，把这则故事的首要属性变成了史实。但有汉一代，学风质朴雄浑，思想方向上还出不了大问题，因此一向喜欢发表高见的太史公司马迁没敢在这里多加聒噪。在史记里，这还只是一个中性的故事，并无褒贬倾向。

那么讳疾忌医是从哪冒出来的呢？说来好笑，根据一般的考据结果，这个词出自周敦颐的《周子通书.过》，原文是“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周敦颐我们都知道，是宋代人。宋儒无他，迂腐就对啦。上古宗师通过观察世界来建设思想模型；秦汉大儒用思想于天下，重在一个用字，其本尚在；到了宋代，文明的纨绔子弟们深中文明之毒，仰之弥高的前贤挡在他们和现实世界之间，迷离的双眼哪里还看得见自然世界，自然不免转而将前贤的著作绝对化和自然化，并开始从这些二手材料里发展新的理论，试图在乐高积木的基础上上建设迪斯尼城堡。其风柔糜，其质糟粕。周敦颐先生正是干这个的，他也的确这么干了。尽管这句话没头没脑，没有直指出处，但完全可以合理地加以推断，这种论调正是宋虫蠹经后的满地粪便。

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没算完。周敦颐也没把事情做绝，他没把这句话挂在韩非的引文后面，所以我们只能没有证据地说他干了件不靠谱的事情，但还拿不上法庭。最后一步是后人完成的。在周敦颐之后，某位已不可考的佚名先生终于将周敦颐的高论成语化，并建立起这个琅琅上口的四字短语与韩非典故间的明确映射关系，一个天大的历史误会由此产生，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的现代成语词典和教科书，成为定论。

移步换景，这是文明的反面。我们都知道，生活最难的是当机立断，最容易的是放放马后炮。在发生的当时，桓侯看流窜分子扁鹊面目可疑毫不奇怪；之后病亡，旁观者一方面感其神奇，另一方面仍不免慑于桓侯英伟，不知道该怎么加以评论，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意义是什么，我还不知道。”——这种态度叫做负责任；往后发展，一个心思的人发现了意义一种，就写了下来，但没加以错误引导，这叫做举重若轻；如是流传，等到世风日渐浮躁，扁鹊又确立了千古医圣地位，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和定性突然变得容易起来：扁鹊是神医，桓侯是傻13嘛。这种说法如此写意，如此高致，大家看了就赶忙拿来用个不停，错的也成了对的，假的也成了真的。

我对这种天大的误会当然深恶痛绝。公关专家可以在同一个时代里为平行主体处理沟通失真问题，谁能为古人在漫长的历史里做高保真传输呢？那些以传往圣之绝学为使命的人们，往往就是最大的糊涂蛋，因此这个口号竟越说越悲壮，不断地为自己作着反向的注脚，而终于完全不可实现了。

而我们的时代呢？所有的坏事已经被古人做完，我们怀着深刻的彼此不信任，从根本上放弃了沟通的可能性，在自身角色的切换中间，熟练地在“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和“讳疾忌医”之间相机择用，把一切问题转变成角色政治问题；而我们的真理，早就湮没在荡漾着实辩与玄谈的魏晋竹林深处了吧。